赵因，首都医科大学隶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，兼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恢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北京针灸学会监事及秘书等。她拿手医治脑血管病、神经性耳鸣耳聋、面神经炎等，特别是在脑血管病各期的中西医结合医治方面，积累了丰厚的临床经验。

  火针疗法古称“焠刺”“烧针”等，是针灸疗法中一支共同的医疗系统。该疗法是用一种特制的针具，经加热烧红后，刺入到人体的腧穴或患处。这种疗法形似令人生畏，但的确具有共同作用，在临床中可用于多种疾病的医治。

  研讨以为，火针疗法能添加人体阳气、激起经气，调度脏腑机能，使经络通、气血畅，有祛寒除湿、清热解毒、消症散结、去腐排脓、生肌敛疮、益肾壮阳等许多成效。多种痛症如颈、肩、腰腿、关节痛及头痛等，多种皮肤病如痤疮、带状疱疹、湿疹、白癜风及银屑病等，多种妇科病如产后风、子宫肌瘤等，还有面肌痉挛、静脉曲张等多种缓慢、难治性疾病等，都是火针疗法常用的习惯病种。

  火针疗法自《黄帝内经》中初次用文字记载至今，经过了数千年的前史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初次说到“燔针”“焠刺”。《灵枢·官针》中云：“九曰焠刺，焠刺者茨燔针则取痹也”。“焠刺”便是将烧热、烧红的燔针快速刺入皮内的一种刺法。“燔针”和“焠刺”即为“火针”和“火针疗法”。

  除了称号，《黄帝内经》对针具、主治作用及忌讳也作了论说。如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中云：“九曰大针，长四寸……大针者，尖如挺，针锋微圆……”此处“大针”，即为火针疗法的专用针。因火针疗法的针具要能耐高温，能速刺，所以要求针体粗大，针尖微圆，如相反，在操作时就简单曲折、折断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到的习惯证有四种，即痹症、寒症、经筋病、骨病。例如《灵枢·经筋》提出“刺燔针取痹”“刺者，刺寒急也……”。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针对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不同体质特色，别离施以不同的医治办法“刺布衣者，以火焠之；刺大人者，以药熨之”，提示火针疗法适宜于体质健壮者。此外，也说到火针疗法的忌讳证，如《灵枢·官针》云：“热则筋纵不收，无用燔针。”可见在其时热症是火针疗法的忌讳证。在医治上《灵枢·经筋》指出了医治经筋病的准则“治在燔针劫刺，以知为数，以痛为腧”。

  到汉代，火针疗法的运用已适当遍及。如在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中，称火针为“烧针”和“温针”。他必定了火针疗法的医治作用，但也提出了许多因运用不妥而呈现的结果，着重运用火针有必要严厉把握习惯证。

  张仲景对火针疗法的忌讳和误治后的处理作了详细描述，合计十余条。如：阳明病误用火针，如“太阳伤寒者，加温针必惊也”“太阳病，发热而渴，恶寒者为温病。若被火者，微发黄色，剧则如惊痫”“太阳病中风，经火劫发汗、邪风被炽热，血气流溢，失其常度”“阳明病被火，额上微汗出，小便晦气者，必发黄”；也可有神志改变，如“阳明病，脉浮而紧，咽燥口苦，腹满而喘，发热汗出，不恶寒，反恶热，身重。若发汗则躁，心愦愦反谵语。若加温针，心怵惕，烦躁不得眠”“少阴病，咳而下利，谵语者，被火气劫故也，小便也难，以强责少阴汗也”。《伤寒论》对误用火针后的变证提出了弥补的办法，如“伤寒脉浮，自汗出，小便数，心烦微恶寒，脚挛急，复加烧针者，四逆汤主之”“伤寒脉浮，医者以火迫劫之，亡阳，必惊狂。卧起不安者，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”“火逆下之，因烧针烦躁者，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”等。

  唐宋时期，火针医治规模较前有了很大扩展，现已用于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五官科以及急症的医治；一起，火针的选穴、操作、忌讳等问题均已提出，并有了火针医治的医案记载。

  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，将火针运用于外科，医治疮疡痈疽、瘰疬痰核和出血，一起也用于内科黄疸、风眩等证，还对火针疗法的忌讳穴道做出明确规定，腹部的“巨阙、太仓，上下管等及诸小弱者，勿用火针”。

  宋今后，火针疗法的适用证较前明显添加。在临床针灸家王执中写的《针灸资生经》中，最早将火针疗法用来医治内脏疾病。书中曰：“荆妇旧侍亲疾，累日不食，因得心脾痛，发则攻亲信，后心痛亦应之，至不行忍。与女儿别，以药饮之，痛反甚，若灸则遍身不堪灸矣，难免令女儿各以火针微针之，不拘亲信，顷刻痛定，即欲起矣，神哉。”又如，“舍弟爬山，为雨所持，一夕气闷而不救，见伯仲必泣，有欲别之意，予疑其心悲，为刺百会不效，按其肺俞，云其痛如锥刺，以火针微刺之，即愈。因而，与人医治哮喘，只缪肺俞，不缪他穴”。书中还记载火针医治腰痛，针到痛止。在医治五官疾病方面，《圣济总录·钩割针镰》载有：“凡目生顽留者，可用火烧铜针轻点，传波斯国银矿名悉兰脂，点之不痛，勿用别法。”

  明代是火针疗法开展的鼎盛时期。其时的代表作品《针灸大成》《针灸聚英》《名医类案》等，均说到了火针，其间，《针灸聚英》中对火针疗法论说最为全面。

  高武在《针灸聚英》中指出，为了使患者在医治时苦楚小，火针的制造资料应选用耐性大的熟铁，且针不宜太粗，并且在加热时要烧至通红。高氏以为，为了到达最佳医治作用，要求医者进针须精确，深浅须适度。他指出：“以墨记之，使针时无差，穴点差则无功……先以左手按定其穴，然后针之。”他还以为，火针“切忌过深，深则反伤经络；不行太浅，浅则看病无功，但音讯取中也。凡酣醉之后，不行行针，不适深浅，有害无利”。

  此外，《针灸聚英》中对火针的成效和习惯证也做了深化论说，奠定了火针看病的理论系统。书中指出，火针的成效有两方面，一为引气之功，二为发散之功。在医治忌讳方面，高氏以为除忌讳热性病以外，在某些部位也应禁用，由此可见，高武对火针疗法的论说是较全面的，也说明晰火针疗法进入了较老练的阶段。

  到清代，火针疗法的运用场景规模更广泛。洛在《本草从头》中，将火针用来医治眼科疾病，消除了常人以为火针有风险的顾忌。陈实功在《外科正宗》中，提出用火针医治瘰疬、痰核。书中写道：“火针之法独称霸，破核消痰立大功，灯草桐油相协力，当头一道破凡笼。”吴谦则以为，火针能医治邪气壅于肌肤、关节的一类疾病，如曰：“火针者，即古之燔针也。凡周身淫邪，或风或水，溢于机体，留而不能过关节，壅滞为病者，以此刺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在清代火针疗法的习惯规模已得到扩大和开展。但在清朝后叶至民国年间，跟着中医药作业的式微，火针疗法的开展也有所阻滞。

  新中国建立后，火针疗法在临床运用方面有了新的开展，呈现了电火针、电热针等新式火针东西，促进了该疗法的遍及和开展。可是，火针疗法与整个医学的开展、与针灸其他针具针法的开展很不和谐，临床只要少量医师能把握，教科书中对火针疗法也讲得很少。因为对这一具有共同作用的传统针法短少应有的注重，火针疗法接近失传。后在国医大师贺普仁的不断承继立异下，火针疗法才从头勃发出活力。

  自上世纪60年代起，国医大师贺普仁就在火针疗法的习惯证及看病机理方面做测验，并建议和倡议了火针疗法的临床运用。由他创建的“贺氏针灸三通法”享誉海内外，在我国的针灸临床医疗学术系统中有代表性和原创性，可以说是针灸界的一面旗号。

  贺普仁以为，在任何疾病的开展过程中，气滞是不行逾越的病机，气滞则病，气公例调，调则康复，故称“病多气滞”。针灸看病便是调度气机，使之晓畅，然后治好疾病。而火针看病见效快，可起到毫针所达不到的奇效。为此，他对传统的毫针、火针、灸法、拔罐、放血等疗法做了很多开掘收拾进步作业，将针灸许多疗法归纳为以毫针针刺为主的微通法、以火针艾灸疗法为主的温通法和以三棱针放血为主的强通法。三种办法有机结合，对症运用，称为“法用三通”。后来，贺普仁还研制出“贺氏火针”。因为开始运用的火针便是一般的钢针，经不起高温煅烧，简单折针，为此，他在其间参加高科技资料，高温之后不变形，针体还十分挺立。现在，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医师所运用的火针均为“贺氏火针”，新原料的火针也正在研制中。